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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尘封六十余年的文学史(下)

2019年11月19日 20:03来源:未知手机版

《史稿》·日记镜像

浦江清先生的《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》系其1928—1949年间的日记残集,其中多次提到文学史授课经历,从中亦可建构起《史稿》的另一番镜像。

《日记》最早提及中国文学史讲义,在1932年。其中1月19日的日记十分重要:“下午返校,翻看余半年来所讲中国文学史之讲义,因明日考试须预先出题也。此半年从上古起讲到刘宋止,共分六讲:一、引论,二、古代诗歌,三、古代散文,四、汉之词赋及乐府,五、五言诗之起源及民间作品,六、五言诗之发展。第六讲止于元嘉文学,因沈约、王融起便为律诗之过渡,王湘绮所谓新体诗也。讲义不甚满意,大概再教而三年后方能成书。”从日记提供的章节来看,此时期的讲义稿与2018年版《史稿》“先秦两汉卷”高度重合,只是今版将“古代诗歌”一讲分成了《诗经》与《楚辞》两章,同时第六讲“五言诗之发展”部分系《史稿》“魏晋南北朝隋唐卷”第一章。到本年的2月8日,浦记:“文学史讲至南朝乐府。”2月15日,“文学史讲完南北朝之民歌与新乐府一章”。这一章正好是今版《史稿》“魏晋南北朝隋唐卷”的第二章。这表明,浦江清生涯前后期文学史研究存在着高度一致性。

此后一直到四十年代,浦氏日记不存。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日记涉及也不多,只是偶尔提到一同授课的游国恩等人。再之后就是解放前夕,浦先生代理系主任,担纲文学史课程。1948年12月13日记:“上午上文学史班,同学都未缺席。继续讲“楚辞”里的《天问》《九章》。”12月29日记:“上午十点文学史课,结束“楚辞”部分。”进度较慢。当时遭逢国家剧变,浦江清人在其位,不得不面对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建设、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秩序问题。1948年12月22日的日记,于浦江清而言十分重要,因为当时的争论焦点触及他的文学史研究理念。如当时学生认为纯文学课程太少,而太重考据。这种倡议与浦的教学理念时有抵触。浦江清写道:“照目下情形,中文系同学认为中国文学系课程中国太多,文学太少。就是说近于国学系,而非文学系,他们不喜欢训诂、考据,而他们所谓文学的观念乃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观念,对于古文学也很隔膜。为爱好文艺而进中国文学系,及至弄到触处世训诂、考据,不免有‘误入’的感觉,简直可以说是受骗。其中症结是如此。”对原因的剖析十分切中肯綮。再如中外文系分是否合并问题,当时“《国文月刊》《文学杂志》所载吕叔湘、徐中玉和杨振声文章,观点差不多,要求中外文系合并”。由于浦向来主张中西会通,故格外注意这一焦点。从后来看,中外文系虽未合并,但中文系保留了 “世界文学史”等辅修课程。

除了文学史课程外,浦江清还长期教授“作品选”。日记来提到的作品有《庄子》《乐府诗集》、“散曲选”“唐诗选”等,而且与文学史课是并行的。这体现了文学史与作品并重的教学理念。直到生命最后几年,浦江清依然关心着中文系的课改与文学史编写工作,据王季思回忆:“五十年代初期,我到北京参加高等学校文科课程改革的讨论,当时江清代表清华大学中文系参加,我还听到他有关这方面的议论。……在京参加中文系课程改革和文学史编写讨论,和程千帆同公寓,浦江清从西郊来谈,往往到深夜。”

之所以不惮繁剧地叙述《日记》的相关内容,是因为目前的《中国文学史稿》是一个综合多种讲稿、经过整理的平面物象,而浦江清二十余年撰述不辍这一历史内容,我们很难感同身受。而借助日记这种微观史学史料,我们可以尽可能地赋予浦江清先生的撰述过程以立体感、历史感。虽然日记颇有“文献不足征”之憾,却让我们看到了浦氏文学史稿前后期的关联性,对浦先生和《史稿》的产生有了更深刻、更有温度的认识。

追溯与反思当下

《中国文学史稿》约90万字,置之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著中,也算是比较厚重者;60年代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(四卷本),字数却与《史稿》相当,何况《史稿》还是独著。《史稿》的基本构架,与今天流行的文学史相比没有本质区别,但抚今视昔,更能见出其“预流”的高明之处。但是它自身也存在问题,即由于身处由民国向新中国过渡的时期,《史稿》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印记。这一点,浦汉明在后记中也提到过。还有一点就是,《史稿》所采用的一些学术观点,虽在当时属于前沿,但毕竟时移世易,学术日进,在今天可能已经过时了。另外,在学术研究日趋细化的今天,浦江清的《史稿》在章节设置、细节论述方面还显得简略和用力不均。以现今流行的袁行霈等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四卷本作比,其版面字数达到了179万,几乎是《史稿》两倍,而篇幅与精细程度是正相关的。这些问题,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看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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